文章作者、来源:0x9999in1,ME News

2025 年 5 月 20 日。
加州门洛帕克,凌晨 4 点。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。
然后邮件来了。
不是一封。是八千封。
没有一对一的谈话,没有经理的电话,没有任何人情味的缓冲。一封模板化的邮件,告诉你:你的门禁卡已失效,你的代码仓库权限已回收,你的 Meta 生涯结束了。
八千人。单日。闪击式清洗。
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?Meta 截至 2025 年第一季度财报披露的全球员工总数约为 72,000 人。一天砍掉 11%。比很多公司一整年的自然流失率还高。
有人说,硅谷裁员见多了,大惊小怪。
但这次不一样。
不一样的地方不在于裁了多少人,而在于裁人之前做了什么,以及裁人之后还在做什么。
让我们回到 2025 年初。
Meta 内部悄然推进了一项名为「模型能力计划」(Model Capability Initiative)的项目。核心内容很直白:在员工的工作电脑上安装监控软件,记录一切——键盘输入、鼠标移动轨迹、点击行为、屏幕截图。
目的?训练 AI。
训练什么样的 AI?能取代软件工程师日常工作的 AI 代理。
你没看错。Meta 让工程师亲手喂养将要吞噬自己岗位的系统。
这不是比喻。这是字面意思。
4 月底的全员大会上,扎克伯格亲自出面辩护。他的说辞很有意思——他说 Meta 工程师的平均智力远超普通外包人员,精英工程师的操作轨迹是「极为稀缺的训练素材」。
听出来了吗?他在夸你聪明。
但翻译一下就是:正因为你们太优秀了,所以你们产生的数据特别值钱。我们需要把这些数据抽走,灌进模型里。
这是什么?这是先戴高帽,再抽骨髓。
员工愤怒了。
这种愤怒不是无病呻吟。想象一下:你每天写代码、调 bug、做 code review,你知道屏幕右下角那个小图标正在忠实记录你的一切。你的每一次 Tab 切换,每一行注释,每一个调试思路——全部被采集、打包、上传。
然后你在内部论坛问了一个很朴素的问题:我能关掉它吗?
CTO Andrew Bosworth 回答了。
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的核心意思:在公司电脑上,没有任何人有退出数据收集的选项。
没有 opt-out。没有商量。没有例外。
据内部消息,他的这条回复下面,哭泣、震惊、愤怒的 emoji 刷了整整几十屏。
但 Bosworth 不在乎。
他的角色很清楚。在 Meta 的权力结构中,扎克伯格是那个需要维护公众形象的人——他负责说「这只用于训练,不用于绩效评估」,他负责安抚,负责表演温情。而 Bosworth 是那把刀。他负责切下去。
扎克伯格是好警察,Bosworth 是坏警察。
一个说「别怕」,一个说「没得选」。
Bosworth 的内部备忘录《智能体转型加速器》(Agent Transformation Accelerator)被泄露后,一切真相大白。
备忘录里没有任何修辞上的遮掩。它明确写道:Meta 的愿景是未来的工作将主要由 AI 代理完成,而人类的角色则是指导、审查并协助改进。
注意用词。
不是「AI 辅助人类工作」。是「AI 完成工作,人类辅助 AI」。
主语换了。
这份备忘录的意思是:你们现在还坐在工位上,不是因为 AI 还不行,而是因为 AI 还需要你们的数据来变得更行。一旦它行了,你们就是「指导、审查」——如果还需要你们的话。
这才是模型能力计划的终极闭环:
第一步:强制采集员工操作数据。 第二步:用数据训练 AI 代理。 第三步:AI 代理成熟后,裁掉提供数据的员工。 第四步:剩余少量人类负责「审查」AI 的输出。
整个过程中,员工既是生产者,也是原材料,最终还是被淘汰的对象。
用员工的骨头,熬自己的汤。然后碗都不给你留一个。
员工当然不会坐以待毙。
办公区出现了传单——「员工数据榨取工厂」,措辞激烈,直指管理层。超过 1500 名员工联署了抗议请愿书。
但说实话,这场抗议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成功。
为什么?
因为在加州的雇佣法框架下,公司有权监控员工在公司设备上的行为。只要事先告知(Meta 确实做了),且数据用于「合法商业目的」,法律上几乎无懈可击。更何况,美国大多数州实行的是 at-will employment(自由雇佣),公司可以因为几乎任何理由解雇你——当然,也可以因为没有理由。
1500 人签了请愿书。听起来很多。但 Meta 有 72,000 名员工。这是 2%。
更关键的是,签请愿书的人面临一个残酷的博弈:你签了,你就被标记了。在末位淘汰制下,这份签名可能就是你下一轮裁员时的额外「参考信息」。
有人敢签,说明真的愤怒到了极点。但对于更多人来说,沉默是唯一理性的选择。
这就是恐惧的力量。它不需要大声宣布。它只需要让你知道:刀随时会落下。
说到末位淘汰。
Meta 重新启用了 Stack Ranking——强制排名制度。这个制度的核心逻辑很简单:不管团队整体表现如何,总有固定比例的人必须被标记为「低绩效」。
这意味着什么?即使你的团队全是精英,排在最后的那几个人,依然会被打上标签。
5 月 20 日的大裁员中,不少被清洗的并非真正的「低绩效者」。有工作十年以上的资深工程师,有刚拿到晋升的技术骨干,有项目负责人。
凌晨 4 点的邮件不看你的绩效评分。它看的是成本结构和 AI 替代的可行性。
对于那些背着房贷的人来说,这是财务灾难。对于持 H-1B 签证的员工来说,这是 60 天内必须找到新雇主否则就要离开美国的倒计时。
据 Glassdoor 上 Meta 前员工的匿名分享,多名被裁的 H-1B 持有者表示,他们在凌晨 4 点看到邮件后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,而是恐慌——签证时钟开始倒数了。
高绩效不是护身符。忠诚不是护身符。在一个把人当训练数据的系统里,唯一的问题是:你的数据被抽完了没有。
把视线拉远一点。
2024 年至 2025 年,整个科技行业都在经历同样的转向。
Google 在 2025 年初裁减了超过 12,000 个与广告销售和工程相关的岗位,同时将资本支出大幅投向 AI 基础设施。微软在 2025 年 1 月裁员约 2,000 人,主要集中在「非战略性」工程团队,同期其 Azure AI 服务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50%。Amazon 在 2024 年底至 2025 年初累计裁减超过 27,000 人,同步大规模招聘 AI/ML 相关岗位。
模式是一样的:砍掉人,投入 AI。用裁员省下的成本,买 GPU。
根据 Layoffs.fyi 的统计,2024 年全年科技行业裁员总人数超过 150,000 人,2025 年前五个月已累计超过 90,000 人。与此同时,LinkedIn 数据显示,2025 年上半年「AI Engineer」、「ML Engineer」、「Prompt Engineer」相关岗位的发布量同比增长超过 70%。
这两组数据放在一起看,画面很清楚:科技公司不是在缩减,而是在替换。用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,用 AI 填补被裁掉的人留下的空白。
但 Meta 的特殊之处在于,它把这个过程做到了最极端——不是先裁人再部署 AI,而是先用人训练 AI,再裁掉人。
这是闭环。完美的、冷酷的闭环。
从资本市场的角度看,这一切都「说得通」。
Meta 在 2025 年第一季度财报中披露,其营收同比增长 16%,达到 423 亿美元,净利润率超过 35%。与此同时,公司宣布将 2025 年全年资本支出预期上调至 640-720 亿美元——几乎全部投向 AI 基础设施(数据中心、GPU 集群、自研芯片)。
裁员 8000 人,按 Meta 工程师平均年薪加福利约 35-45 万美元计算,一年省下 28-36 亿美元。这笔钱刚好覆盖几个新数据中心的建设成本。
华尔街怎么看?裁员消息发布后的第一个交易日,Meta 股价微涨 1.2%。市场用钱投了票:你裁得好,继续。
这就是现实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逻辑下,员工是成本项。当 AI 可以替代这个成本项时,替代就是「正确」的选择。
但「正确」不等于「正义」。
让我们讨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:公司有权监控员工在工作设备上的行为吗?
法律上,答案是:大概率可以。
加州法律要求雇主在监控前进行告知(Cal. Penal Code § 632),但只要告知了,监控本身并不违法。联邦层面,1986 年的《电子通信隐私法》(ECPA)对雇主监控企业设备上的通信给予了广泛豁免。
但法律的边界和伦理的边界是两回事。
传统的企业监控——比如记录邮件往来、监控网络流量——目的是防范安全风险和合规问题。Meta 的模型能力计划有本质不同:它的目的不是「监管」员工,而是「学习」员工。它把员工的思维模式、问题解决路径、编码习惯全部数字化、模型化,最终用来构建不需要薪资、不需要休假、不会抗议的 AI 代理。
这就像让一个厨师在厨房里做菜,同时用高速摄像机记录他的每一个手势、每一次调味、每一个判断,然后用这些数据训练一个机器人厨师——然后告诉那个人类厨师:你可以走了,机器人学会了。
问题不是「你有没有权利拍摄」。问题是:当你用我的技能来消灭我的岗位时,这公平吗?
现行法律对此没有答案。
过去二十年,硅谷的隐性社会契约是这样的:你给公司最好的年华、最强的脑力,公司给你高薪、期权、免费午餐、和一种「我们在改变世界」的使命感。
这个契约正在被撕毁。
新的契约是:你给公司你的技能,公司把你的技能数字化,然后用数字化的版本替代你。谢谢参与,这是你的遣散费。
这不是阴谋论。这是 Bosworth 白纸黑字写在备忘录里的东西。
当然,你可以说这是进步。AI 取代重复性劳动,释放人类去做更「高级」的工作——这是标准的技术乐观主义叙事。
但问题是:什么是「更高级的工作」?当 AI 能写代码、做设计、跑数据分析、写营销文案时,什么工作是它做不了的?
答案越来越模糊了。
而且,即使存在「更高级的工作」,从现有岗位到新岗位的转型,需要时间、培训和资源。一个凌晨 4 点收到裁员邮件的 H-1B 工程师,有 60 天去完成这个转型吗?
别开玩笑了。
说了这么多,最后一个问题:作为科技行业的从业者,面对这种趋势,能做什么?
第一,认清现实。不要相信「高绩效就安全」的神话。在 AI 替代浪潮中,被替代的恰恰是那些工作最标准化、最可数字化的人——而高绩效工程师的操作流程,往往是最干净、最标准化、最适合训练 AI 的。
第二,拥有不可替代性。什么是 AI 暂时做不好的?跨领域判断、政治性决策、利益相关者的协调、在模糊性中做取舍——这些需要情境感知和人际能力的事情。把重心往这些方向移。
第三,分散风险。不要让你的全部收入、签证身份、社交网络都绑定在一家公司上。尤其是 H-1B 持有者,考虑同步推进 EB-1A 或 NIW 等独立移民路径,不要让雇主成为你留在一个国家的唯一纽带。
第四,关注政策变化。欧盟的《AI 法案》已经在 2025 年 8 月进入全面执行阶段,其中对「工作场所 AI 监控」有明确的高风险分类和合规要求。美国联邦层面虽然还没有对等立法,但加州、纽约等州已经有相关提案在推进。政策环境会改变,但速度会慢于技术部署的速度。
第五,保持愤怒,但别只是愤怒。1500 人的请愿没有改变什么。但公众舆论的压力、消费者的选择、监管机构的关注——这些力量加在一起,可以构成约束。前提是,人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。
Meta 的故事不是一个关于「恶」的故事。它是一个关于「效率」的故事。
在资本的逻辑里,裁掉 8000 人、采集员工数据训练 AI、最终实现全面自动化——这一切都是「效率最大化」的自然推演。
问题从来不是:这么做对不对。
问题是:我们是否还有能力,让「效率」以外的东西,也进入决策的方程式。
比如尊严。比如公平。比如人不应该被当作训练数据的基本共识。
Bosworth 说得很对:在公司电脑上,没有人可以退出。
但在公司之外,我们还有选择。
至少,目前还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