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与农民研究员Errol Wendel Chen所见的菲律宾

（此悼文由东京外国语大学一名前研究生撰写，他目前任职于日本政府。应其要求，我们对其姓名保密。）

4月19日，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关于西内格罗斯省事件的消息。一起涉及菲律宾军方的事件造成19人死亡，其中有些人被当局描述为疑似叛乱分子，但同事及当地消息来源对官方说法提出了质疑。

遇难者中有一位名叫Errol的人，与我初到菲律宾时结交的第一位朋友同名。后来，我通过Facebook帖子以及他在ARPAK（Artista ng Rebolusyong Pangkultura）的同事的消息得知，确实就是他。

Errol Wendel Chen生于2002年3月28日。他如此年轻，前途无量，却在一场由国家力量执行的行动中失去了生命，而事件经过至今仍存在严重争议。阅读这则新闻时，我深感遗憾，因为我已不再身处菲律宾。

我想在此简要记录他的背景。2022年，他以农民倡导者的身份加入了ARPAK。加入ARPAK仅一周后，他便参与了塔拉克省Hacienda Tinang的群众融合活动，声援抵抗土地掠夺的农民。2022年6月，在该活动期间，他与近100人一同遭菲律宾国家警察非法逮捕。 

亲身经历国家镇压促使他全身心投入组织工作。2024年，他成为UMA（Unyon ng Manggagawa sa Agrikultura）的工作人员。他重返塔拉克省，与Hacienda Luisita的农民共同生活和工作。他此次前往内格罗斯岛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：了解甘蔗种植园工人的处境。

我也想说明我是如何认识他的。2023年至2024年间，我在日本攻读研究生，研究全球土地问题。日本进口大量农产品，如香蕉和咖啡豆，而菲律宾贸易往来频繁、民间交流活跃，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地点。 

我希望在农村地区开展田野调查，但无法独自完成。于是我联系了与ARPAK有关联的组织KMP（Kilusang Magbubukid ng Pilipinas），他们将我介绍给了Errol。

我的研究聚焦于土地掠夺，即大型地主和资本利益方在往往不公正的情况下获取土地、迫使当地社区流离失所的现象。 

来自日本农耕家庭的我，得知这一问题在菲律宾等新兴国家如此普遍和严峻，感到深受震撼。我亲眼目睹了土地掠夺在当地的发生经过，往往伴随着强迫和暴力。 

当权者所呈现的逻辑往往是片面的，对受影响社区居民的生活漠然置之。政府对穷人的支持极为有限，一旦发出腾迁通知，人们便无处可去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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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KMP，我在开展研究和支援工作期间与Errol一同走访了多个农村社区。我们探访了布拉干省及达斯马里尼亚斯（卡维特省）的小型行政村。整个田野调查期间，他都陪伴着我。我们住在当地家庭中，共享家常便饭，在漫长的夜晚畅谈菲律宾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更公正、更和平的社会。

Errol和他的同事认为，社会变革需要深层次的结构性变革——这一观点我未必完全认同，但我尝试在其背景下去理解。看着他们在马尼拉市中心频繁举行示威，显然这种信念并非抽象空洞，而是深深扎根于生活之中。

他对倾听基层民众心声、致力于改善其生活条件的坚守深深打动了我。与此同时，我也了解他的另一面。Errol风趣幽默，常把事情化为玩笑。他喜欢摄影、骑车和美食。他热爱哥斯拉。他曾在总部照料一只小白猫，因为这只猫幼时被老鼠咬伤，他们便给它取名"Daga"（意为老鼠）。我记得自己在那里住了几天时亲眼见过那只猫。屠杀事件遇难者之一Alyssa Alano是他的女友。

如今，我不禁思索，自己是否还能再次在菲律宾开展田野调查。菲律宾社会深层的结构性不平等无法从远处加以理解，必须亲耳倾听活动人士、农民和当地社区的声音。然而，经历此次事件后，菲律宾对我而言已成为一个令人恐惧的地方。

当我回想起自己曾经亲历的一切与如今所发生的事情，不禁意识到，结构性不平等的代价最终是以人命来偿还的。当然，政府和军方的立场也必须加以考量，此次事件的真相应当得到审慎调查。   

然而，基于我与Errol等从事社区工作的人士共处的亲身经历，我难以将这些亲历与相关说法加以调和。 

根据我的亲身经历，我从未见过Errol等人携带武器或接受军事训练。这不仅与军方的官方说法相悖，也凸显了遇难者中谁是武装战斗人员、谁并非武装战斗人员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。 

亲身经历与官方叙事之间的落差提出了严肃的问题，不容轻易置之不理。当政治决策在不倾听平民声音的情况下作出，势必播下更多动荡的种子，阻碍社会向前迈进。

最后，我为他和与他一同罹难的18位遇难者祈愿安息。我也衷心希望，这样的屠杀永远不要再发生。 

正如Robert Francis Garcia所写："和平不是斗争的缺席，而是一种制度的存在——在这种制度下，我们可以为正义而奋斗，而无需为此献出生命。" – Rappler.com